為職業打假人說句公道話

來源:本站作者:admin 日期:2016-11-19 瀏覽:0

作者唐豪,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民訴法碩士研究生

2016年11月16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送審稿)》,其中第二條提到“金融消費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根據該條規定,言下之意是當前以“打假”為業的“職業打假人”將不再受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的保護?!奥殬I打假人”引發的爭議由來已久,可是在部門規章中明確規定職業打假行為不受《消法》保護還是令人吃驚。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還不應將“職業打假人”排除在《消法》的調整范圍之外。理由主要有四點:

(一)經濟成本考量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為任何行為都是有成本的。個人行為有成本,國家行為同樣也有成本,故在相同條件下,我們做決定的時候應盡量選擇一種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方式。具體到打假行為,從結果上看,職業打假人的行為和國家的治理行為都減少了經濟活動中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的發生。但是,從成本上看,國家的治理成本并不比職業打假人的成本低。國家治理行為的經費來自國家稅收,也即國家行政機關針對具體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的治理成本是由每一個納稅人分攤的。而職業打假人打假經費通常是由自己先行墊付,后通過司法等途徑向商家求償得以彌補,因此打假成本可以說是商家承擔的。雖說行政機關治理行為的花費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無可置疑,但這部分成本如果能夠節省,何樂而不為?

(二)法治環境考量

否定一個事物很容易,但是如果光是否定而未提出替代可行的方案,那么這樣的否定有何意義。同樣,將職業打假人的打假行為置于《消法》調整之外可以,但是立法機關應當提出替代性的解決方案。有人可能會說職業打假人行為雖不受《消法》調整,但其可以借助其他民商事法律獲得保護。此話當然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但這又是一句無用的話。為何這樣講,因為這句話不能解決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在一般的民商事案件中,如果一方侵權,另一方可依《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等按照損失或者約定數額要求對方賠償,但這些賠償通常不具有懲罰性。職業打假人之所以這么看重“消費者”的身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在《消法》中規定了“假一賠三”、在《食品安全法》中規定了“十倍賠償”。在其他民商事法律中尚未構建起懲罰性賠償機制之時,而將職業打假人貿然排除在《消法》保護之外,恐時機過早而顯得不合時宜。且何為“職業打假者”,似乎并沒有一個清晰的界定,即便明確“職業打假者”不受《消法》保護,而在司法實踐中是否具有操作性,不得而知。

(三)侵權救濟考量

根據《消法》可知,當消費者與經營者發生爭議時,有五種解決方式:協商和解、組織調解、行政投訴、仲裁、訴訟。前兩種方式如果一方不配合便不能進行,而行政投訴程序較為繁瑣且效果有限,仲裁和訴訟更是費時費力,一般的消費者不會輕易選擇。這說明在發生爭議時,消費者的救濟途徑相當有限,救濟能力與經營者懸殊很大。但職業打假人在這方面具有優勢,他們通常熟悉法律規則,知道該如何利用規則保護自己。這似乎有點古代“訴棍”的意味,“刻意”挑事,可職業打假人的底線仍在法律之內,以法律之內的行為打擊不受法律保護之行為,沒什么說不過去的。同時,職業打假人的打假行為加重了經營者的違法成本,可以從源頭上減少侵犯消費者權益的行為發生,且對普通消費者也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引導大家積極守法用法。

(四)社會效果考量

經濟法歷來強調國家的宏觀調控與市場的自我調節,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既需要國家在宏觀層面的制度建構,也需要市場主體在微觀層面的參與。必須得說,職業打假人的出現直接或間接的促進了市場交易環境的凈化,減少了市場活動中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有人反駁稱,職業打假人在打假過程中,主要是針對產品標簽、包裝等這類“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有選擇性的進行打假,而很少涉及產品質量等關鍵問題。這類說法其實站不住腳,因為它本身首先也承認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存在法律禁止之行為,至于職業打假人選擇何種標的進行打假可以視為一種技巧,其客觀效果仍會促使經營者改善自己的經營行為,這已經足夠。難道你能因為一個人沒有把事情做得更好就否定其之前的行為嗎?并且,職業打假人通常是“主動出擊”,而國家行政機關通常喜歡“以逸待勞”,積極性不如職業打假人,社會是需要職業打假人存在的。

拉拉雜雜寫了這么多,其實主題就一個,當前職業打假人還沒有到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即便立法將職業打假人排除在《消法》的調整之外,我相信他們也會以其他形式出現在實踐中?!按嬖凇辈灰欢ê侠?,但它肯定有存在的原因。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些原因,任何討論便沒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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